稳外贸关键在“稳份额”
发布时间:2020-04-29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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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稳外贸关键在“稳份额”

访谈嘉宾: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董小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智库学术委员

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绮珊、张冬梅

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加速传播,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带来巨大冲击。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疫情冲击下,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接连出台帮扶政策、推出务实举措。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把握好哪些关键环节?企业主要面临哪些痛点难点堵点?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本期《理论周刊》特邀国内知名专家,围绕稳外贸稳外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多开拓一些中小国家的外贸市场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带来巨大冲击。今后一段时间的外贸外资形势如何?随着疫情形势转变,我国稳外贸外资方向和重点出现哪些新变化?

赵晋平: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贸易首当其冲,成为疫情冲击下的重灾区。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外贸企业订单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各国停工停产导致许多重要商品的供应链中断。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前疫情之下,中国外贸企业实际上面临着需求萎缩和供给萎缩的双重冲击。对于形势的严峻性,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3月份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与前两个月相比,降幅都明显收窄。这源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复工复产取得明显进展,使得下滑压力有所缓转,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可以说来之不易。下一步,中国以外地区的疫情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基于当前疫情以及一季度外贸统计的表现来判断,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整体形势预计会好于全球水平,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有望继续提升;贸易顺差规模可能会有所缩小,但总体来说缩小的幅度不会太大。

沈国兵:受疫情影响,我国外贸绝对额有所下降,同比增长有所下降,但是相对比重或者说总体格局变化不大。据国家统计局一季度相关数据,除东盟外,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都同比下降。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忧虑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外贸领域的一些积极变化:2019年以来,东部的加工贸易在缩减,但中西部在上升,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梯度互补优势;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稳外贸的重要支撑点;另一个变化是跨境电商等贸易模式新业态发展迅速。

董小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很大的。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于稳住外贸外资形势,会产生积极作用。而稳外资首先是要稳定已有的投资项目,减少外流。外贸方面,可以多开拓一些中小国家的外贸市场,特别是内部产业体系不完整、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和地区。

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一是进一步降成本,包括涉及外贸领域的税费减免、简化手续等措施;二是增业态,如通过电商做大做强外贸、加强陆海空立体化对接、多渠道组织货源等;三是扩领域,比如在加工贸易方面扩大领域以拓展并强化贸易合作;四是促改革,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加快改革提供契机;五是强保障,既抓重大项目,也要加强对外资企业供应链的完善、推进商贸服务体系的优化等。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中央一再强调“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如何看待我国外贸外资基本盘?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努力稳住基本盘,需把握好哪些关键环节?

赵晋平:稳外贸、稳外资是“六稳”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在外部环境严重恶化的形势下显得更加重要。从国际上来看,疫情存在不确定性,相对而言,稳外贸稳外资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为严峻。无论是从宏观调控政策的角度,还是从应对疫情冲击的角度来讲,如何利用外资和实现对外贸易逐步向好,都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广东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外资大省之一,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最为突出,实现稳外贸稳外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超过其他省市。

当务之急是需要重新认识“稳”的预期目标。面对当前可能出现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严峻形势,能够保持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的稳定甚至上升,就是相对竞争优势和地位提升的体现。建议将稳外贸稳外资的预期目标由“稳增长”向“稳份额”转变。而稳外贸的政策着力点主要应放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上。

董小麟: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外贸外资盘子是相当大的。下一步更须考虑的是结构优化的问题。要通过市场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来分散风险,既要加强国际合作,大力拓展市场,也要增加产业品类结构方面的优化,特别是要在高技术产业上做好增量。

沈国兵:要更好地稳住基本盘,就要把跨国企业留下来,大力吸引跨国企业入驻中国。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同时,因为民营企业在稳外贸方面作用突出,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把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为其降成本,理顺要素市场配置,加强生产要素市场有效流动。此外,还要通过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来对冲疫情影响,为企业和资本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助力稳住基本盘。

做好疫情防控就是营造更好营商环境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中央要求,要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要保障经贸活动正常开展,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保障?

赵晋平:关键是做到六个“保”。一是“保企业”,要为企业纾困解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二是“保员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三是“保订单”,鼓励企业通过线上等方式尽量争取更多订单,同时稳定市场需求,为企业创造更多获取国内外新订单的机会;四是“保资金”,由于疫情背景下企业正常资金回收和周转会面临较大困难,还需要挖掘贴息贷款、融资担保和出口信用保险等支持政策潜力;五是“保渠道”,要加强线上展会、互联网信息服务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帮助企业化解线下物流、展销、商务洽谈受限带来的困难;六是“保研发”,为疫情期间坚持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提供必要支持。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比如降准,特别是定向降准,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另外,诸如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应该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选项。

沈国兵:对外主要是强化疫情防控国际磋商和协作。要将我国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纳入国际多边合作框架下,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既有利于强化国际协作,也有助于我国更好维护全球产业链,增强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对内主要还是加强制度创新。要用好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结合当地的要素禀赋进行制度创新。同时,要鼓励各省域自贸试验区、跨进电商综合试验区进行差异化创新,发挥区位优势,增强互补性。

董小麟:疫情防控首先是民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把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联系起来看,它也是一个营商环境问题。做好疫情防控就是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如果把疫情防控做好了,就可以创建宜居宜业的环境,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为各项市场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而要保障经贸活动正常进行,重点是在做好人员流动监管,使其有序流动的同时,不要影响货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畅通。此外,一定时期内,在出口保险、出口信贷方面的力度可以加大一些,以更好保障企业的基本利益。

可探索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在外贸领域,企业主要面临哪些痛点难点堵点,又有哪些机遇?企业如何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

赵晋平:当前外贸企业面临的困难仍然比较多、比较大。首先,由于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减少,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另外,国内许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了,但是国外停工停产导致订单取消,外贸企业要承受相应的成本,甚至可能出现一些隐性失业或者实际失业的现象。而在业务停滞或者半停滞状况下,货款无法及时回收,可能会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尤其是面向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明显超过其他企业。

借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一些经验,企业可随需求变化,调整进出口商品或者贸易方式,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从目标市场来说,也要进行相应调整,注意开发一些中低风险地区市场,以回避高风险地区对贸易活动所带来的冲击。要抓住国内经济稳定的机会推进出口转内销。还可尝试在国内寻找采购来源,实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替代。

我们要想方设法扛过去。要坚持苦练内功,立足长远,为疫情之后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而谋篇布局,包括通过数字经济工具减少疫情对正常生产和交易活动的影响。疫情之下,跨境电子商务更显优势。利用电子商务这种新方式拓展国际市场,是当前策略调整的重中之重。

沈国兵:我认为当前最重点或者说最难的是怎么样让中小微企业活下来。短期内,比如三个月或者半年,如何让中小微企业存活下来,才是关键。要帮助中小微企业活下来,仅仅依靠减税降费是不够的,还要适时“输血”,帮助其渡过最艰难的时期。为此,可尝试探索建立中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通过精准的财政政策和专项政策性贷款,进行帮扶。

董小麟:一是应对客户流失问题。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国内复工复产全面推进,我们要抓住市场机会,主动去联系沟通,为那些停工停产程度高、内部供给能力急剧下降的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要发挥好贸促会、商会等主体的作用,有组织、有计划地打通国内企业与国外市场的对接。二是在开辟新市场上,要通过网络走出去,我们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最好能够建立自己的外文官网,善于运用多种媒体做好海外宣传、开拓国际市场。此外,在当前这样的特殊时期开展国际贸易,为减少资金方面的安全风险及增加一些市场机会,在合适的条件下也可采取一些易货贸易的方式加以补充。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针对出口企业,援企惠企政策要有何侧重?

沈国兵:一是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和领域。二是加强金融创新,探索创新出口信用保险,更好地发挥保险功能。因疫情影响,出口企业订单可能面临更多市场风险。对此,金融市场可以进行创新,开发一些对冲疫情影响的金融衍生产品,如开辟订单险、远期合约等,帮助出口企业规避风险。三是可通过进出口政策性银行,对中小企业中的出口企业给予更多关注和保障。四是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借助互联网平台信息对称性,真正发挥出跨境电商大幅削减成本、提升要素有效配置的优势,更好地将供需两端对接起来,扩大贸易和就业。

保持不断扩大开放的节奏和力度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要扩大改革开放。如何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还有哪些政策空间?

赵晋平:近年,我国的外商投资准入开放度不断提高,每年新制定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性条款持续减少,目前已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如服务业、金融业等对外商投资者开放的力度相对比较有限。我们还应该继续保持不断扩大开放的节奏和力度,通过负面清单的缩减,来体现我们扩大开放的决心。除了对投资者开放,商品市场的开放也很重要。实际上中国现在对扩大进口高度重视,我们有了进博会,也有了鼓励企业扩大进口的一些政策。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扩大消费品的进口,还有很大的可为空间。通过降低关税和削减进口壁垒,有助于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需要。

与此同时,改善营商环境也是当前我们需要继续加强的方面。建设一个符合国际规范、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跨国公司根据长期投资战略布局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也为国内企业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其中,市场竞争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政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非常重要。

董小麟:中国是全世界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广东是中国产业门类最丰富的一个省份。因此,我们跟国外进行产业合作的空间就很大。下一步的合作,可能不仅是以企业为主,还可以加强省际和城际之间的合作。这样,可以绕开国与国之间人为造成的某些壁垒,开展多层次合作。这方面,应该说空间是有的,开展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

广东作为外贸大省,在货物贸易方面遥遥领先,在服务贸易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服务贸易需要大量高知识层次的劳动者。在此方面,广东优势突出。因为广东是一个高教大省,不仅本土培养的人才资源丰富,每年还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人才来广东发展。此外,政府也需要设计更多鼓励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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