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稳外贸关键在“稳份额”

访谈嘉宾：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董小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智库学术委员

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绮珊、张冬梅

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加速传播，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带来巨大冲击。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疫情冲击下，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接连出台帮扶政策、推出务实举措。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把握好哪些关键环节？企业主要面临哪些痛点难点堵点？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本期《理论周刊》特邀国内知名专家，围绕稳外贸稳外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多开拓一些中小国家的外贸市场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带来巨大冲击。今后一段时间的外贸外资形势如何？随着疫情形势转变，我国稳外贸外资方向和重点出现哪些新变化？

赵晋平：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贸易首当其冲，成为疫情冲击下的重灾区。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外贸企业订单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各国停工停产导致许多重要商品的供应链中断。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前疫情之下，中国外贸企业实际上面临着需求萎缩和供给萎缩的双重冲击。对于形势的严峻性，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3月份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与前两个月相比，降幅都明显收窄。这源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复工复产取得明显进展，使得下滑压力有所缓转，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可以说来之不易。下一步，中国以外地区的疫情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基于当前疫情以及一季度外贸统计的表现来判断，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整体形势预计会好于全球水平，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有望继续提升；贸易顺差规模可能会有所缩小，但总体来说缩小的幅度不会太大。

沈国兵：受疫情影响，我国外贸绝对额有所下降，同比增长有所下降，但是相对比重或者说总体格局变化不大。据国家统计局一季度相关数据，除东盟外，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都同比下降。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忧虑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外贸领域的一些积极变化：2019年以来，东部的加工贸易在缩减，但中西部在上升，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梯度互补优势；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稳外贸的重要支撑点；另一个变化是跨境电商等贸易模式新业态发展迅速。

董小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很大的。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于稳住外贸外资形势，会产生积极作用。而稳外资首先是要稳定已有的投资项目，减少外流。外贸方面，可以多开拓一些中小国家的外贸市场，特别是内部产业体系不完整、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和地区。

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一是进一步降成本，包括涉及外贸领域的税费减免、简化手续等措施；二是增业态，如通过电商做大做强外贸、加强陆海空立体化对接、多渠道组织货源等；三是扩领域，比如在加工贸易方面扩大领域以拓展并强化贸易合作；四是促改革，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加快改革提供契机；五是强保障，既抓重大项目，也要加强对外资企业供应链的完善、推进商贸服务体系的优化等。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中央一再强调“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如何看待我国外贸外资基本盘？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努力稳住基本盘，需把握好哪些关键环节？

赵晋平：稳外贸、稳外资是“六稳”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在外部环境严重恶化的形势下显得更加重要。从国际上来看，疫情存在不确定性，相对而言，稳外贸稳外资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为严峻。无论是从宏观调控政策的角度，还是从应对疫情冲击的角度来讲，如何利用外资和实现对外贸易逐步向好，都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广东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外资大省之一，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最为突出，实现稳外贸稳外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超过其他省市。

当务之急是需要重新认识“稳”的预期目标。面对当前可能出现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严峻形势，能够保持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的稳定甚至上升，就是相对竞争优势和地位提升的体现。建议将稳外贸稳外资的预期目标由“稳增长”向“稳份额”转变。而稳外贸的政策着力点主要应放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上。

董小麟：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外贸外资盘子是相当大的。下一步更须考虑的是结构优化的问题。要通过市场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来分散风险，既要加强国际合作，大力拓展市场，也要增加产业品类结构方面的优化，特别是要在高技术产业上做好增量。

沈国兵：要更好地稳住基本盘，就要把跨国企业留下来，大力吸引跨国企业入驻中国。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同时，因为民营企业在稳外贸方面作用突出，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把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为其降成本，理顺要素市场配置，加强生产要素市场有效流动。此外，还要通过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来对冲疫情影响，为企业和资本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助力稳住基本盘。

做好疫情防控就是营造更好营商环境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中央要求，要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要保障经贸活动正常开展，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保障？

赵晋平：关键是做到六个“保”。一是“保企业”，要为企业纾困解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二是“保员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三是“保订单”，鼓励企业通过线上等方式尽量争取更多订单，同时稳定市场需求，为企业创造更多获取国内外新订单的机会；四是“保资金”，由于疫情背景下企业正常资金回收和周转会面临较大困难，还需要挖掘贴息贷款、融资担保和出口信用保险等支持政策潜力；五是“保渠道”，要加强线上展会、互联网信息服务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帮助企业化解线下物流、展销、商务洽谈受限带来的困难；六是“保研发”，为疫情期间坚持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提供必要支持。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比如降准，特别是定向降准，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另外，诸如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应该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选项。

沈国兵：对外主要是强化疫情防控国际磋商和协作。要将我国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纳入国际多边合作框架下，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既有利于强化国际协作，也有助于我国更好维护全球产业链，增强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对内主要还是加强制度创新。要用好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结合当地的要素禀赋进行制度创新。同时，要鼓励各省域自贸试验区、跨进电商综合试验区进行差异化创新，发挥区位优势，增强互补性。

董小麟：疫情防控首先是民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把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联系起来看，它也是一个营商环境问题。做好疫情防控就是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如果把疫情防控做好了，就可以创建宜居宜业的环境，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为各项市场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而要保障经贸活动正常进行，重点是在做好人员流动监管，使其有序流动的同时，不要影响货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畅通。此外，一定时期内，在出口保险、出口信贷方面的力度可以加大一些，以更好保障企业的基本利益。

可探索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在外贸领域，企业主要面临哪些痛点难点堵点，又有哪些机遇？企业如何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

赵晋平：当前外贸企业面临的困难仍然比较多、比较大。首先，由于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减少，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另外，国内许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了，但是国外停工停产导致订单取消，外贸企业要承受相应的成本，甚至可能出现一些隐性失业或者实际失业的现象。而在业务停滞或者半停滞状况下，货款无法及时回收，可能会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尤其是面向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明显超过其他企业。

借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一些经验，企业可随需求变化，调整进出口商品或者贸易方式，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从目标市场来说，也要进行相应调整，注意开发一些中低风险地区市场，以回避高风险地区对贸易活动所带来的冲击。要抓住国内经济稳定的机会推进出口转内销。还可尝试在国内寻找采购来源，实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替代。

我们要想方设法扛过去。要坚持苦练内功，立足长远，为疫情之后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而谋篇布局，包括通过数字经济工具减少疫情对正常生产和交易活动的影响。疫情之下，跨境电子商务更显优势。利用电子商务这种新方式拓展国际市场，是当前策略调整的重中之重。

沈国兵：我认为当前最重点或者说最难的是怎么样让中小微企业活下来。短期内，比如三个月或者半年，如何让中小微企业存活下来，才是关键。要帮助中小微企业活下来，仅仅依靠减税降费是不够的，还要适时“输血”，帮助其渡过最艰难的时期。为此，可尝试探索建立中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通过精准的财政政策和专项政策性贷款，进行帮扶。

董小麟：一是应对客户流失问题。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国内复工复产全面推进，我们要抓住市场机会，主动去联系沟通，为那些停工停产程度高、内部供给能力急剧下降的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要发挥好贸促会、商会等主体的作用，有组织、有计划地打通国内企业与国外市场的对接。二是在开辟新市场上，要通过网络走出去，我们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最好能够建立自己的外文官网，善于运用多种媒体做好海外宣传、开拓国际市场。此外，在当前这样的特殊时期开展国际贸易，为减少资金方面的安全风险及增加一些市场机会，在合适的条件下也可采取一些易货贸易的方式加以补充。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针对出口企业，援企惠企政策要有何侧重？

沈国兵：一是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和领域。二是加强金融创新，探索创新出口信用保险，更好地发挥保险功能。因疫情影响，出口企业订单可能面临更多市场风险。对此，金融市场可以进行创新，开发一些对冲疫情影响的金融衍生产品，如开辟订单险、远期合约等，帮助出口企业规避风险。三是可通过进出口政策性银行，对中小企业中的出口企业给予更多关注和保障。四是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借助互联网平台信息对称性，真正发挥出跨境电商大幅削减成本、提升要素有效配置的优势，更好地将供需两端对接起来，扩大贸易和就业。

保持不断扩大开放的节奏和力度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要扩大改革开放。如何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还有哪些政策空间？

赵晋平：近年，我国的外商投资准入开放度不断提高，每年新制定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性条款持续减少，目前已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如服务业、金融业等对外商投资者开放的力度相对比较有限。我们还应该继续保持不断扩大开放的节奏和力度，通过负面清单的缩减，来体现我们扩大开放的决心。除了对投资者开放，商品市场的开放也很重要。实际上中国现在对扩大进口高度重视，我们有了进博会，也有了鼓励企业扩大进口的一些政策。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扩大消费品的进口，还有很大的可为空间。通过降低关税和削减进口壁垒，有助于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需要。

与此同时，改善营商环境也是当前我们需要继续加强的方面。建设一个符合国际规范、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跨国公司根据长期投资战略布局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也为国内企业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其中，市场竞争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政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非常重要。

董小麟：中国是全世界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广东是中国产业门类最丰富的一个省份。因此，我们跟国外进行产业合作的空间就很大。下一步的合作，可能不仅是以企业为主，还可以加强省际和城际之间的合作。这样，可以绕开国与国之间人为造成的某些壁垒，开展多层次合作。这方面，应该说空间是有的，开展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

广东作为外贸大省，在货物贸易方面遥遥领先，在服务贸易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服务贸易需要大量高知识层次的劳动者。在此方面，广东优势突出。因为广东是一个高教大省，不仅本土培养的人才资源丰富，每年还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人才来广东发展。此外，政府也需要设计更多鼓励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