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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生育政策“探路”:给育儿补贴、买房优惠人口流出城市力促生三胎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洁 实习生 莫海昕 广州报道

目前,不少城市陆续出台新的生育支持政策,尤其是一些人口问题更为严峻的城市。

12月,江苏南通下辖海安市发布消息表示,在海安常住居民二孩、三孩家庭群体,子女未满18周岁(截止到2022年2月28日),购房时凭户口本或出生证明,在市场价格基础上二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200元、三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400元的优惠。

海安市并非唯一给予二孩、三孩家庭住房优惠的城市。此前,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提出,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临泽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并给予生育补贴和育儿补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根据调查,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当面临人口流失和老龄化的危机时,在出台生育政策时更为积极,当地政府也希望通过一些有效的手段来缓解生育率过低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涉及大额财政支出,各地都是比较慎重的,政策的效果也还不能确定,所以目前其他地方不会轻易跟进。”杨舸表示。

人口问题严峻

8月25日召开的国常会提出,要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依托社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加强住房等支持政策,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12月13日,国家卫健委提出,不断优化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实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目前,从国家到省、市层面,都在陆续出台促进生育的政策,其中重点以延长产假、给予育儿假、兴办普惠型托育为主。其中,一些地方的政策明显更为积极。

今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发布政策,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9月,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提出,除了给予购房补助之外,还对在临泽县公立医疗机构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产妇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津贴;同时,对相关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

12月,江苏南通市下辖的海安市提出,购房时在市场价格基础上二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200元、三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400元的优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出台相关政策的城市,有不少人口问题都颇为严峻。

比如,攀枝花是典型的工业城市,矿产资源丰富,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 1212203人,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11月1日零时的1214121人相比,减少了1918人,下降0.16%。

临泽县所在的张掖市,根据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1131016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199515人相比,减少了68499人,年平均下降0.59%。

而海安市的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根据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常住人口中,海安市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4476人,占32.5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7175人,占24.84%。

这些地方有极强的动力或压力促进生育,不过这些政策的整体效果能令人满意吗?

“日本对于儿童补贴的力度是非常大的,经过长期的补贴,目前日本的生育率已经止跌,且略微有一些上升,但仍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保持极低的水平。所以补贴政策确实有可能提高一点生育率,但是效果不见得有多大。韩国也给予各项生育补贴政策,但是韩国生育率连一点改善都没有看到,因为生育不是简单的问题,背后包括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家庭观念、两性观念等因素。”杨舸表示。

提高生育率需要“组合拳”

这些生育政策到底有何效果?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数位已经生育的妈妈,了解她们对于相关生育政策的看法。

“我确实关注生育政策,产假更长,有购房福利等都是好的,现在我们目前是一家三口居住,不排除会因为家庭成员的加入换居住环境。”育有1位孩子的李静(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但生三胎意味着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这些成本的投入对比一些政策福利,是很难被弥补回来的,毕竟会影响到女性的职业规划、生活质量等。”

李静表示,主要不在于“生”,而在于“养”的过程。因此除非家庭条件、社会环境、学校设施甚至养老条件都有所改善,才会考虑生育三胎。

另一位育有2个孩子的妈妈陈君(化名)表示,她更看重奖金补贴,但是不会冲着补贴去生育。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生育三胎很难平衡家庭和工作,而且养育的成本较高,生三孩的概率“很低”。

杨舸表示,真正的生育率提升,不是光靠补贴就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长期各方面社会福利体制的建设,包括公共文化环境的改善才能达到。各地政策除了延长产假和给予育儿假之外,一个关键还在于普惠型托育的建立。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对于长假延长等政策,促进生育率更重要的是托育机构的建立。目前,首先需要解决托育机构从无到有的问题。

“普惠其实就是低成本,我们目前的托幼机构,第一个问题就是数量不足,相对好的托育园收费较高,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普惠的关键是‘托底’,也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可以支付得起相关费用,如果支付不起也有救济的办法。”董登新表示,这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

但在此之外,托育行业的建设需要按照高质量的标准推进,也需要有相对专业的师资力量。

“提高托幼机构的水平,对于鼓励生育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环节。短期内,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培养大量的专业托育从业者,但可以模仿家政市场,通过专业化的培训来持证上岗。长期来看,还是要有职业化的认证。”董登新表示。

杨舸指出,目前来看,各地出台政策应该“量力而行”,而且需要“抓重点”,比如说普惠型托育,不少家长并不放心把三岁以下的孩子送到托育机构,这时候托育行业就需要保证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粗放型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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