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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通讯
（2021年第38期，总第54期）
■编译：贺怡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IMF
不确定世界中的财政政策
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加斯帕尔等撰文指出，疫情将会对不平等、贫困及财政问题带来长期影响。疫情期间，全球债务水平（包括公共债务及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上升了14%，达到了226万亿美元的水平。其中，公共债务88万亿美元，与全球GDP之比接近100%。文章预计今明两年，公共债务每年下降约1%，其后将稳定在GDP的97%左右。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将面临不同的情况，并实施着截然不同的财政政策。在发达经济体中，财政政策依旧在很好地支持着经济活动及就业情况，财政政策已经从对疫情的紧急支持转移至促进绿色、数字化变革以及提升经济包容性的公共投资上来。而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更大挑战性的情形，由于融资约束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也被迫减弱。即使如此，相关政府当局仍需重点推进医疗卫生工作，并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尽管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所改善，但文章估计，与疫情前的趋势相比，截止2021年年底，陷入贫穷的人口将多6500万到7500万人。
对此，文章向决策者提出了四点建议：1）根据疫情态势、经济发展与形势展望对政策进行校准；2）重点推动经济转型，构建更智能、更绿色、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经济；3）逐步增加必要领域的税收，同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4）提高财政公信力，以便在不损害公共信誉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短期财政支持的空间[1]。
[1] Vitor Gaspar, Sandra Lizarazo, Paulo Medas, Roberto Piazza, “Fiscal Policy for an Uncertain World,” https://blogs.imf.org/2021/10/13/fiscal-policy-for-an-uncertain-world/
PIIE
中国私企的前景
过去一年中，中国当局对私营科技企业进行了全方面的严控监管。对此，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私人部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PIIE研究员黄天磊（音译）等撰文指出，受到该政策影响的互联网公司只是中国私人部门的一小部分，相关投资数据也没有印证私人企业投资下降这一普遍的市场预测，中国整体私人部门仍在扩大投资与保持增长，且其表现优于国有企业。
文章认为，中国政府该政策的目的是合理的。中国需要合适的公共政策来制约相关科技巨头，美国和欧洲针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些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消费者福利，而加强反垄断审查及保护个人信息可以改善消费者福利。然而，过去一年内的一些监管政策出台有些过于突然，导致一些最知名的中国民营企业的价值急剧下降，使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快速变化的监管环境也使企业和投资者进行长期规划更加困难。如果监管政策的可预测性能有所加强，那么对经济的一些冲击与伤害则可以被避免。
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为期五年的法治蓝图（《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要加强反垄断等方面的一系列立法。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监管打击只是一项宏大计划的开端。文章建议，如果中国政府要继续这一计划，则需要从过去一年中吸取经验，更仔细地权衡其行动对整体经济的潜在不利影响[2]。
[2] Tianlei Huang, Nicholas R. Lardy, “Is the Sky Really Falling for Private Firms in China?”, https://www.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sky-really-falling-private-firms-china
美联储
美国经济展望及货币政策
10月12日，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就美国经济展望与货币政策发表演讲。
首先，他对美国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经济活动及就业指数都说明美国经济正在持续恢复。实际GDP上半年以6.4%的速度强劲增长，大家普遍预期，下半年尽管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但实际增速仍将保持强劲。薪资调查显示，过去三个月月均岗位增加数量为55万个。自2020年2月以来，核心PCE同比升幅为2.9%，远高于2%长期通胀目标的适度超标范围，但他认为这一现象主要是由经济重启下供给瓶颈所导致的。因此，目前的高通胀是暂时的，美国经济的潜在通胀率依旧接近2%的水平。
其次，他讨论了九月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的决议。在2020年12月的会议上，FOMC表示将持续每月购买800亿美元的国债和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取得了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如果进展与预期大致相同，那么FOMC认为很快就会放缓资产购买的速度。尽管九月份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相关决定，但参会人员大多认为，美联储很快就会平缓地缩减资产购买（Taper），该轮Taper将于明年年中左右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开始Taper并不意味着将要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在达到充分就业、长期通货膨胀率达到2%之前，美联储会将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0%-0.25%这一水平。18名FOMC参会人员中有一半的委员认为，该标准将于2022年12月实现；除一名委员之外，所有人都认为2023年12月能够达到该标准。
最后，克拉里达指出，在美联储的新框架下，尽管货币政策受制于有效下限（ELB），但财政政策并不受其制约。克拉里达判断，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起支持总需求，是完全可以抵消有效下限形成的制约[3]。
[3] Richard H. Clarida, “U.S. Economic Outlook and Monetary Policy,”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clarida20211012a.htm
欧央行
后疫情的全球化进程
10月16日，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表演讲，对欧洲的全球化进程进行了讨论。
她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快速全球化深刻地改善了全球贸易环境，推动了经济发展。贸易一体化也使各国的增长不再受制于各国国内条件的波动。
然而，疫情的暴发从两方面削弱了全球化带来的效益。第一，保护主义更加盛行。这一趋势不仅伤害了欧元区的出口，还增加了欧洲经济的脆弱性。保护主义措施导致各国供应链的重心从效率转为安全。因此，未来国际供应链可能会存在基于地缘政治的偏差，进而将使得欧洲部分特别特定国际供应商的产业面临挑战。第二，全球经济未来可能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会更加明显。尽管疫情带来的冲击已经消散，但国际上依旧存在着气候变化及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其中，其他经济体对上述变化采取的响应可能导致欧元区面临外部需求的不确定以及更长的库存调整期。
拉加德认为，要使欧洲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国际经济的稳定器，则需要欧洲的政策特别重视两方面。第一，要继续保持贸易开放，用欧洲的经济体量塑造国际的开放性。因此，随着数字服务和绿色经济等新行业的出现，必须加快深化欧洲统一市场，以保证欧洲的经济体量优势。为了保证战略自主，必须使得半导体、医药等行业的回流或实现近岸外包。第二，欧洲需要进一步提升总需求。这需要欧洲当局及财政政策将公共及私人投资引向未来能产生更多实际收入的经济领域；还需要货币政策持续支持经济，确保中期通胀率稳定在2%的水平[4]。
[4] Christine Lagarde, “Globalisation after the Pandemic,”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1/html/ecb.sp211016~25550329d5.en.html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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